(根据在一次学生党员学习会上的发言整理、补充和修改而成的文字稿)
大家好！我今天要汇报的题目是《我的信仰》。我先讲一个我蹲监狱的故事，做为引子。
“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就是在1968年4月，我写过一封信给当时的“中央文革”副组长江青，对林彪的一次讲话提出不同的看法，被当作“反动信件”，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戴上手铐关进监狱长达1年之久。
这封信的内容，主要有两点：第一，指出了相对真理“其中包括很多错误”这一提法是不正确的。第二，指出毛泽东思想不是封顶了，而是发展的。信中说：“真理的相对性是说真理同时又是发展的，这是辩证法。”信中另一处说：“毛泽东思想是绝对的，……另一方面，毛泽东思想又是相对的，发展的……”。
在狱中，我是不服，不怕，不怀疑。我仍然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仍然相信共产党。我想，“家鸡棒打团团转，野鸡不打满天飞”，我绝不会当满天飞的野鸡，绝不会与党离心离德。对我信上的理论观点，我不怀疑，不动摇，坚持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1970年春节刚过，我和全家被下放到黑龙江省五常县小山子乡插队落户，下地干农活，向农民学习，同农民交朋友。两个月后，哈工大革委会政工组在我的鉴定材料上，对我写的那封信仍定性为“反动信件”。给我看时，我还是不服，不承认错误，并在这份材料上写了这样一段话：“关于信的性质问题，我相信群众和党组织会作严肃慎重处理的。”并且签上了我的名字。我的这个案子，直到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蒙古人民共和国，摔死在温都尔汗，才算真正开始结案。1972年9月、1973年2月、1978年5月，中共哈工大革委会核心小组和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先后作出了《对袁礼周同志的平反决定》和《关于对袁礼周同志错误拘留的平反决定》。《平反决定》中说：“袁礼周同志当时给江青写信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内容没有错误，更不是反动信件”。
很明显，这是一件冤案。我在受冤屈的情况下，信仰支持了我，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
第一个问题，我为什么坚信党，坚信马克思主义？
我坚信党，坚信马克思主义，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理论的支持。
理想和信仰是需要理论支持的。十八大报告第50页中有句话：“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
新党章第12页规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新党章第2页）
我所说的理论的支持，首先，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新党章第2页）那么，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呢？
第一，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新党章第2页）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是由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3大部分组成。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最终形态就是共产主义社会。
所以新党章第1页规定，“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章第27页新党员誓词中说，党员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但新党章第2页又说：“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小时候唱的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那是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以后的事。实现共产主义，那是最高纲领。在现阶段，最低纲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是什么关系呢？是辩证的统一的关系。
是理想与现实的统一，是方向和道路的统一，是目的和过程的统一。
所以，我们要怀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踏实做好当前的事情，落实“四个全面”，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没有远大理想，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离开现实工作而谈远大理想，也不是合格的共产党员。
为什么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呢？
第二，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供了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所以，在新党章第49页中说，要求党员干部要“努力用马克思主义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
现在社会上的矛盾和问题很多，有的很严重，但要看主流。
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赶上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我国经济从1978年起至2009年，增长了18倍，相同时期内俄罗斯、东欧、中亚基本上是1倍。到2014年我囯经济总量突破10万亿美元。(美国为17万亿美元)从1万亿美元到10万亿美元，我国仅用了14年时间，而美国用了31年。这是我们的主流，主要方面，无疑是值得骄傲和自豪的。
第三，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是指马克思主义是“坚定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科学理论”。这句话，见之于《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文化决定)。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各种社会思潮、理论、观点，都代表着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利益集团，而马克思主义没有这种局限性，它是阶级性、人民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科学。新党章第19页说：“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
新党章中还说：“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所以，十八大报告说：“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
现在，有的共产党员，与群众的关系，把鱼水关系变成蛙水关系。有利时下水，无利时上岸。这是错误的。
其次，我承认和信仰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是历史的选择。
从清末到“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相继出现了许多社会思潮，其中有3大社会思潮影响社会的走向。
一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当时得到光绪的支持，但搞了103天就夭折了，史称“百日维新”。光绪被慈禧软禁在中南海瀛台，康、梁逃到国外，参与活动的“六君子”被害。
第二大社会思潮，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但后来袁世凯复辟又当了83天皇帝。以后又有了张勋复辟，扶持12岁的溥仪，当了12天皇帝。那时在各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下，军阀混战，民不聊生。
辛亥革命虽推翻了清朝统治，但没有根本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连孙中山1925年死前还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上小学时，在公共场合挂的孙中山遗像两旁，贴的就是这付对联。
第三大社会思潮，就是马克思主义。由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理论的力量，和十月革命成功实践的力量，李大钊、陈独秀等革命先驱，在各种社会思潮的对比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革命先驱蔡和森1920年8月13日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中，描述了探索社会主义的艰辛。蔡和森曾这样记述自己的心路历程：刚到法国时，“日惟手字典一册，报纸两页”拼命“蛮看”，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政治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把各国社会党、各国工团、及国际共产党尽先弄个明白”。他还搜集了重要小册子约百种，“猛看猛译”。经过这样“大规模的自由研究”，到1920年8月，蔡和森得出结论：“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
所以，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中国共产党就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
最后，我承认和信仰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是权力的意志。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马恩选集第一卷第52页）这是一个社会的普遍现象，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中世纪的欧洲，天主教、基督教教义占统治地位。布鲁诺和伽利略坚持“日心说”反对“地心说”，因违反教义分别被烧死和监禁。民国时期，我上小学时，每周一要集会，要朗读孙中山的总理遗嘱:“余志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台湾民进党陈水扁掌权时，搞“去中国化”，把中国大陆说成是外国，凡有中国、中华字样的公司、企业，都改成“台湾”。中华邮政，改为台湾邮政。国民党马英九掌权时，承认“九二共识”。认为台湾与大陆，不是国与国的关系，而是同一个中国。
我们共产党执政，当然要坚持“基本原理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要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所以，十八大报告第26页说：“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请注意，“国家意志”。这一点，我认为不必回避。
马恩著作我读得很少，但我认为，我们要讨论的，主要不是马恩等经典作家，什么时候发表了什么文章，可能由于不同的历史背景，有的观点是否一致？我们主要讨论的是从总体看，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现在，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我们就应当坚持，要有理论自信。当然，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要在实践中，不断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在坚持党的指导思想时，有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各种社会思潮的关系问题。
社会思潮的出现，具有其时代背景和社会基础。它有利于活跃思想，明辨是非；有利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利于推动理论、文化、艺术和科技的进步乃至于社会的发展。
试想，如果没有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就很难出现改革开放的局面。我国唐代，经济繁荣，政治民主，社会稳定，才有了唐诗300首。
反右派，“文革”，伤及了很多人。我们一定要从历史上“左”的错误中汲取教训。
对于不同理论观点的讨论，一是要把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的是非区别开来。
二是要把政治立场问题与思想认识问题区别开来。把恶意抹黑与善意批评区别开来。
三是要把正确认识与不正确认识区别开来。
所以，十八大报告第31页说，要“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为人民提供广阔文化舞台，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第18页说：“坚持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营造积极健康、宽松和谐的氛围，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充分讨论……”。
上面讲的这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各种社会思潮的讨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文化决定第12页），“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党章第12页）。这两个方面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问题。
一个是指现实社会中各种社会思潮存在的状况，一个是指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什么？对于一个正常的社会来说，既要提倡社会思潮的多样化，又要坚持社会价值观的指导地位。
鸦雀无声不好，但缺少主旋律的乐曲，也形不成美妙动听的音乐。所以，文化决定第10页说，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方法就是“引导”、“引领”。十八大报告第32页说，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动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的舆论”。
怎样处理好指导思想和社会思潮的多元化，确实是个难题，要有一个“度”。这里，有没有底线呢？
2015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学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 中提出了“底线意识”这个概念。
这方面，俞正声的一次讲话，是很值得注意的。俞正声2015年3月3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报告中谈到协商民主时说：“要坚持实事求是、敢于直言，摒弃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拒绝偏激偏执的极端言论，保持从善如流的坦荡胸怀，始终做到平等协商，不强加于人；真诚协商，不敷衍了事；民主协商，不强求一致；务实协商，不流于形式。要坚持体谅包容、求同存异，对于各种意见和建议，只要是基于拥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致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无论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无论是多数人提出的还是少数人主张的，都应该允许和表达，都应该得到尊重和包容。”
我所以信仰马克思主义，正如前面所说的，第一个原因是理论的支持，就是理论的正确，历史的选择，权力的意志。
我所以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第二个原因，是实践的教育。
我经历并憎恨日本侵华的罪恶行径，经历过抗日地下活动的教育，受到了土地改革的锻炼，有过解放战争的经历，有在“文革”中蹲监狱的遭遇，等等。在我的经历中，从正反两方面，接受了活的马克恩主义的教育，我更加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社会主义。
我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第三个原因，是先烈的影响。
我的入党介绍人、地下党的负责人何德龙烈士，他同我交流思想，在政治上帮助我，使我对抗日和革命有了初浅的认识，他是我革命思想的启蒙老师。为了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想，早日建立新中国，他坚持抗日反蒋斗争。1947年2月，因暴露身份被捕，国民党撤退前夕，杀害革命同志，当时机枪扫射，他受重伤，爬着藏身。后又被发现，中弹身亡，时年仅27岁。现葬于如东县烈士陵园，我特意回去参加了他的葬礼。
周文雍、陈铁军，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刑场上举行婚礼，枪声就是他们的礼炮。
我看过一套书，叫《红旗飘飘》，讲的全是革命者真实的故事。许多革命先烈，在临刑前，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而英勇就义。
每到一地，我都要参观当地的革命历史纪念馆，接受教育。
先烈们的事迹，由于有了我的入党介绍人何德龙烈士在我眼前，都变成是活生生的。我们要为像何德龙烈士那样，为党为国牺牲的千千万万个烈士志哀，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他们！
第二个问题，高举旗帜。
毛泽东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帜支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中国原始社会后期，即以旗帜作为聚集族(众)人的标志。古代军队也举旗，如 xx 麾。革命战争年代，战士为了这面红旗，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能让旗帜倒下。
夏明翰烈士临刑前的诗句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我们后来人，特别是年青的朋友应该怎么办？
要拿着接力棒，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继续奋勇前进！这面旗帜的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十八大报告第12页)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高举社会主义这面旗帜呢？
第一，是历史的选择。
胡锦涛在建党90周年讲话的第5页中说：“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壮阔进程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
这种选择，是同中国国情相联系的。我认为中国国情与西方国家的不同，有以下几点：一是文化传统不同。我国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有孔子、孟子、墨子、荀子等的理论和思想，影响着我国人民的思想、伦理和价值观，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西方往往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来判断是非标准的。二是历史命运不同。从1840年起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又先后发动了1856年-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3年-1885年的中法战争、1894年-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1900年-1901年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等，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二战时期，又经历了14年的抗日战争。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使中国山河破碎，国土沦陷，主权丧失，人民贫困。所以，中国人民热爱和平，反对战争。发展军亊，是为了保卫和平。三是社会结构不同。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占统治地位，多个政党都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你争我夺，轮流坐庄。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不存在各政党之间的斗争。另外，中国是一个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农村人口占多数，文化、经济相对落后些。四是经济状况不同。中国虽然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但除以13亿多人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排在世界第80位左右。中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又不平衡。经济建设，仍然是国家的中心任务。
这些国情，直接影响我国许多重大问题的决策，其中包括政治体制改革。
习近平在政协成立65周年会上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特点。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命力，就在于这制度是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
习近平2014年4月在比利时欧洲学院演讲时还说：“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怎见得水土不服？带来灾难性后果？
一是历史上已经试验过，行不通。习近平在比利时说：“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旧的制度推翻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二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搞了西方的政治制度，像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埃及、泰国等等，都因“水土不服”，行不通，失败了。著名的政治评论家张维为说：“西方原生态的民主社会自己演变的顺序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制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这个顺序搞错了，一个社会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现在西方却要求第三世界在民主化上一步到位，把最后一步当作第一步，或者三步合为一步，不出乱子才怪呢”。
三是从我国现状看，搞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搞西方的所谓民主，社会就会四分五裂，天下大乱。疆独，藏独，台独，甚至港独等，就会借着“民主”闹事。境外反华分子，主张将中国分裂成5个或7个国家，或更多的国家。台湾蓝、绿两阵营（国民党和民进党）成天为选票争斗。我去台湾旅游，导游说蒋经国时期台湾搞经济建设，大陆搞“文化大革命”。现在大陆搞建设，台湾也像大陆“文革”一样，两派互斗。这样的“民主”，我们大陆搞不得。
社会政治制度，不存在像香港占中人士说的，有一个“国际标准”。中央要求必须是“爱港爱国”的人士，才能作为特首提名人，有什么不对呢？难道要提名“宁愿作英国的狗，不愿作中国的人”的人来当特首？
2014年9月21日，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上说：“实现民主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说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习近平在人大成立60周年会上还讲：“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
我们为什么要高举社会主义这面旗帜呢？
第二，是多年的奋斗、创造和积累的结果。
十八大报告第12页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我在2012年7月7日写的“家庭遗嘱”中说道：“我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唯一值得提及的是，我一生爱党爱国，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从我1944年参加抗日地下活动起，直到临死，可以说始终不渝。我希望我的儿孙，热爱我们来之不易的新中国，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为什么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呢？
第三，前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是前车之鉴。苏共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全国政权。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法西斯侵略者。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丢失了政权。其原因是复杂的，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一些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动摇了。从信仰动摇，到思想混乱，再到组织涣散，这就是苏联解体、苏共瓦解的内在逻辑。
所以，十八大报告第12页说：“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斜路”。习近平2013年10月7日在21国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演说中，在谈到我国改革时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
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所以说，找到一条好的道路不容易，走好这条道路更不容易。
为什么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呢？
第四，是现实的需要。
十八大报告第50页要求“党员、干部矢志不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新党章第49页说，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
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说，20年后，中国将成为全球最穷的国家。她给出6点理由，其中之一是“中国是世界上少数没有信仰的可怕国家之一”，“崇拜的就是权力和金钱”。她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她指的信仰是什么，我们暂不去讨论。仅就她说的中国人“没有信仰”这一点，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我曾在一篇回忆录的文章中写道：“我总认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不能丢。一个人除躯体外，要靠一种正确的理论，要靠一种正确的理想，要靠一种正确的信仰，要靠一种正确的意识形态，作为精神支柱、人生动力和奋斗目标。”
理想和信仰，在年轻时就要打好基础。习近平的“扣子说”，就是这个道理。第一个扣子扣错了，那就一错到底。
我们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还要不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呢？当然要。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第4页说：“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
我们仅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来看，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有哪些内容呢？我认为有3个看点。一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二是试行司法独立。三是协商民主。
习近平在全国政协成立65周年会上说：“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还说：“把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请注意，这里说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
协商民主的定位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第29页说：“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
协商民主的内容从国家层面来讲，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第29-30页说：“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
协商民主的形式从几个文件看，协商民主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立法协商、行政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有“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积极开展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有“专题协商、对囗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有“采取协商会、谈心会、座谈会等进行协商”，还有网络议论、远程协商等新形式。
协商民主的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第30-31页说，要使协商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规范协商内容、协商程序”，完善协商民主体系。
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与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统一的，一致的。
有一个时期，网上罗列了一些共产党犯错误的“事实”，质疑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否定领导人的历史作用的言论。应当怎样看这些问题呢？
第三个问题，怎样看待党和毛泽东在历史上的错误？
我认为，一要尊重事实，承认错误。二要具体分析，宽容错误。三要总结教训，改正错误。
党和毛泽东在历史上的错误，主要表现是反右派的不幸后果，急于求成的“大跃进”，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
毛泽东为什么犯了这些错误？
一是主观主义，错判了国内外形势。1950年的抗美援朝，二战后苏美两大阵营对立，苏共二十大后完全否定斯大林到中苏论战，东欧发生波匈事件，1956年美国杜勒斯提出“和平演变”等等，毛泽东对这些情况在中国产生的影响，估计过于严重。他否定了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重又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认为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国也可能出修正主义。他大力强调“反修防修”，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是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敌我混淆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原因。从建党起就搞阶级斗争，几乎形成惯性。情况变了，还以阶级斗爭为纲行事，必然失误。
错判了国情，好心办了坏事。“大跃进”，赶英超美，刮共产风、浮夸风。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的言论，这些都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表现。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第5页说：“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大的实际”。
二是在“万岁”声中，骄傲自满，独断专行，把自己摆在党中央之上。许多老帅对“文革”提出不同意见，但没听进去。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缺少了制度的约束。
三是中国封建社会比较长，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在思想政治方面，对毛泽东是有影响的。他对线装古书看得比较多，据说《资治通鉴》他看了多遍。封建君主治国理政的东西，自觉不自觉的运用在他的领导工作中。
毛泽东和党在历史上的错误和挫折，有什么教训呢？
我认为，从思想路线上讲，要实事求是，错判世情、国情、党情，就容易造成工作失误。
从制度上讲，要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十八大报告第51页说：“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要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内民主制度体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该报吿第5页说：“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又说，要“坚持民主集中制”。
历史上的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但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邓小平文选》二卷第271页）从邓小平到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都认为毛泽东的历史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十八大报告第10页做了肯定的槪括：“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在探索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严重挫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人有生病的时候，党有失误的时候。
现在有的人，歪曲党史国史，把党史国史描绘成一部罪恶史、权斗史、阴谋史、这是极其错误的。所以，要警惕古人说的“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这个警句。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托民•富奇说：“中国人对毛泽东的肆意丑化已经超越了一个民族应有的理智界限”。
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的旧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没有现成的配方可运用，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是难免的，是可以理解的。世界上，不存在常胜将军。
1907年德国人欧立希发明了一种叫606的新药（申凡纳明），就是因为试验了第606次才成功而得名的。袁隆平试验了9次，才产生新的稻种。允许科学实验失败，也应允许社会变革失误。即使现在的改革，其方向是对的，但也不可能不出现一些问题。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第60页说，要“宽容改革失误”。
毛泽东1956年11月12日发表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毛选五卷第12页）这段话，我们可不可以用在毛泽东身上呢？
毛泽东犯了错误，还要不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回答是肯定的。
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不要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
新党章第2页说：“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为了弄清党的历史，十八大报告第50页说，要“学习党的历史，深刻认识党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总结的经验教训”。(两个历史问题决议，是指1945年4月七大以前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对待党在历史上的错误，对待当前社会上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我们许多老同志，不是发牢骚怨天尤人，而是抱着“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态度。
妈妈感冒了，头疼，做儿女的不讳疾忌医，赶紧领着妈妈去医院看病，打针吃药，恢复健康。但国外的反华势力和敌对分子是：好哇！你感冒头疼，把头砍了，就永远不头疼了，一劳永逸啦！前个时期，网上出现了要“解体中共”，建立“一个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的言论。他们要求的不是完善政策，而是要改变政权。我们坚决反对这种言论。
关于我讲的第三个问题，我想用习近平的话做结束语。2013年12月26日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路线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是多么不容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经历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党和人民在历史新时期把握现实，创造未来的发展阵地，没有它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没有它积累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改革开放也难以顺利推进。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
我多年不工作了，接触实际问题的机会极少。我的学习体会，也是从文件到文件。错误之处，请批评指正。
YLZ2015.10